刚到墨尔本时，我按部就班地上课、培训、适应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。
南半球的阳光比我想的要烈，空气里总带着桉树的味道。
起初的日子很难熬。
是一种钝的、持续的、像潮水一样反复涌上来的东西。
早晨煮咖啡的时候，会习惯性地煮两杯，然后对着多出来的那杯发愣。
睡前翻手机，会下意识看一眼有没有他的消息，然后才想起来，自己已经把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。
但我在学着习惯。
培训中心的课程排得很满，航空公司的管理项目涵盖了从航线规划到危机处理的方方面面。
我每天坐在教室里，做笔记，画思维导图，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小组讨论。
没有人知道我的过去。
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直到有一天下午，我坐在培训中心的露台上，端着咖啡，看着远处墨尔本的天际线发呆，忽然想到一个问题——
培训结束后呢？
回去。
回到那座城市，回到那座有梁述、有宋漪、有无数双等着看我笑话的眼睛的城市。
然后呢？
继续做我的航空公司高层，按部就班地上班、下班、应酬、加班，在每一个深夜回到空荡荡的房子里，和那些记忆共处？
那天下午，我坐在露台上，整整坐了两个小时。
想了很多。
但最后落定的，是一个念头——
我要把父母没做完的事，做下去。
我开始关注墨尔本的医药行业动态，读行业报告，研究澳洲的生物科技生态。
我发现，墨尔本其实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生物医药中心之一，多家全球顶尖的药企和研究院都在这里设有分支。
机会，比我预想的多。
但重新进入这个行业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我没有学历背景，没有行业人脉，甚至连一份像样的简历都拿不出来。
过去十年，我的人生几乎全部围绕一个人打转，没有事业，没有积累，什么都没有。
除了父亲留给我的那些耳濡目染的知识。
机会来得比我想的快。
那是我到墨尔本的第三个月。
培训中心安排了一次南岸画廊的社交活动，说是让我们感受一下澳洲本地的商业社交氛围。
我对艺术品没什么研究。
但社交场合对我来说，并不陌生。
甚至在梁述身边待了十年，我对这种觥筹交错、你来我往的场面，早就游刃有余了。
那天晚上，我端着香槟，和一位本地的药企总监聊了半个多小时的行业趋势。
直到侧厅传来骚动。
有人在喊“医生”，有人在喊“叫救护车”，人群朝那个方向涌过去。
我本能地放下酒杯，跟了过去。
侧厅的沙发旁，一位老者瘫坐在椅子上。
他大概七十多岁的样子，头发全白了，穿着剪裁考究的深灰色西装。
但此刻整个人都像被抽空了一样，脸色发紫，手捂着胸口，呼吸急促而困难。
嘴唇已经呈现出不正常的青紫色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
周围的人手足无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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